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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e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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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王羲之《蘭亭集序》鉴赏  

2008-03-28 00:45:11|  分类: 博古通今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冯承素 行书摹蘭亭序帖卷          
    纸本 24.5×69.9 cm 故宫博物院藏
    此本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又称“神龙本”。冯承素是唐太宗时期入值贞观弘文馆的书法高手,他的书法 “笔势精妙,萧散朴拙”。该卷奉诏而摹,被公认为是传世表现原作笔墨最为真切的善本。此卷前纸13行,行距较松,后纸15行,行距趋紧,然前后左右映带,攲斜疏密,错落有致,通篇打成一片,字体间架结构完美,而且行笔的踪迹、墨彩的浓淡也都相当的精到,即便破锋、断笔、贼笔的字体,摹写也不马虎苟且。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显得自然生动,并具一定的“存真”的优点。  
    【蘭亭集序】原文          作者: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蔭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蘭亭集序】鉴赏 
  王羲之的行书有如行云流水,其中又以蘭亭叙为最极品;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右军宦游山阴,与孙统承、谢安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蘭亭聚会,修袚褉之礼。饮酒赋诗,由他以特选的鼠须笔和蚕茧纸,乘兴而书写了一篇序,记序盛会,共三百二十四字,其中二十个「之」字名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此帖下笔有如神助,有「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之誉。 
  右军将之传给子孙,直至七代孙智永,遗付给辩才,后来被唐太宗「骗」入内廷,唐太宗对他的字着迷不已,曾命搨书人赵模等各搨数本赐给王、臣、真迹则陪他殉葬在昭陵了。武后时,韫桓掘发,真迹又复出,收入玄宗内府,且刻石置于学士院,称为「定武兰序」,经历宋、金而亡。但此本和今天流传下来的墨本各不相同,很难确定究竟原来是什么样子。 
    在我国书法史上,有一篇被历代书家公认为举世无匹的“天下第一行书”,这就是王羲之的《蘭亭序》。王羲之(公元三二一~三七九年),东晋最杰出的书法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居会稽山阴人,官至右军将军,所以人称“王右军”。他七岁开始学书,先后从师于出身书法世家的卫夫人和叔父王 ,以后又博览了秦汉篆隶大师淳古朴茂的精品,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晚年书法炉火纯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蘭亭序》就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 
    《蘭亭序》晋朝人叫《临河序》,后人又称为《修禊序》、《禊帖》、《蘭亭诗序》,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据说,东晋永和九年(公元三五三年)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流觞饮酒,赋诗唱和。王羲之面对良辰美景、高朋挚友,用蚕茧纸、鼠须笔,乘兴写下了这篇“遒媚劲健,绝代更无”的序文,王羲之回家后又重写了数十遍,皆不如原稿,所以他自己也特别爱重,交付子孙传藏,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无嗣,交弟子辩才保存,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千方百计得到了《蘭亭序》,常常“置之座侧,朝夕观览”。贞观十年(公元六三六年),让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摹拓十本以赐近臣,死后把真迹带进昭陵作为陪葬品。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蘭亭序》的真迹,只能看到下真迹一等的唐摹本。唐摹本中最逼真的是冯承素摹本,因帖前后印有唐中宗李显年号“神龙”各半之印,故又称为“神龙本”。郭天赐谓“神龙本”“笔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 
    《蘭亭序》结体欹侧多姿,错落有致,千变万化,曲尽其态,帖中二十个“之”字皆别具姿态,无一雷同。用笔以中锋立骨,侧笔取妍,有时藏蕴含蓄,有时锋芒毕露。尤其是章法,从头至尾,笔意顾盼,朝向偃仰,疏朗通透,形断意连,气韵生动,风神潇洒,所以明末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右军《蘭亭序》章法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出,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最难能可贵的是,从《蘭亭序》那“不激不厉”的风格中,蕴藏着作者圆熟的笔墨技巧、深厚的传统功力、广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艺术情操。 
【附錄】《蘭亭集序》赏析 
    作者生平 

    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蘭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濛、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东晋的文学背景

    晋时期,玄学在中国上颇具独特性,东汉末的社会、政治、经学及士人风尚等为玄学的形成提供条件,玄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其深邃的思想内容、鲜明的学术个性、丰富的文化蕴含及思想的原创性而形成持久的魅力。
    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涵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态度,破除了拘执、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时,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重视。当时,有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而反对人为的外在的行为准则;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一派,即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但至少“自然”这个前提是人所公认的。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却极其严酷。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的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前面说过,对于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和自信,奠定了建安文学的昂扬的基调。但是,也存在另外的一面,就是对于个体生命能否实现其应有价值的怀疑。阮瑀的诗已有这样的内容,曹植后期的某些作品更为突出。正始文人面对远为严酷的现实,很自然地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换言之,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后来佛学蓬勃发展起来,玄学与佛学互相影响,佛学者谈玄,玄学者论佛,成为一时风尚。言其合流,固是当时学术发展之大趋势,但借玄论佛者终究是佛,借佛谈玄者终究是玄,所以不论是玄学还是佛学,都不能说已无泾渭之分了。而且,有些玄学家继承正始以来之玄学流风,并未与佛学合流或援佛以论玄。在东晋时期玄学中也还是有一些可观的作者和作品的,而且有其自身的理论特点。
   因此人们有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蘭亭集序》解析 
    
    晋穆帝永和九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邀请同当时的名士和亲戚等四十一人,集会在会稽郡山阴县(浙江绍兴县)的蘭亭修禊。当时,要求会者每人做四言、五言诗个一首。之后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诗作一一记录,并写成一篇序,记录其事并抒写内心感触,此序便是《蘭亭集序》。
    全文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部分是写蘭亭宴情景。文章的开头就说到“信可乐也”,带出了宴集的时间、地点、人物、环境、气候,以及观赏的感受,一一叙述下来,参以简洁的描写,这里没什么费力雕磨的地方,有着轻淡,用词浅切,根由清新的感觉。从“永和九年”到“修禊事也”一节叙述平稳,语气舒展。在参差不齐的句子中,交错使用了较多的四言句,构词省净,节奏明朗,音乐强盛,是文章既显明,又不至过于急,保持了从容萧散的仪态。 
    作者其实未必用心于此,其效果则犹如一道清溪,随山势回折,空灵流转,冷冷于虚谷之中。
    文中对景物的描绘和观赏的感受,可以注意到,天宇晴朗,和风吹拂,高山流水,充满自然的气息。置身于期间,似乎忘却了自我,与物同化,生命意识参透在宇宙精神之中。此时此地,人间的是非彼我,荣辱毁誉,都变得虚幻而微渺了,烦虑顿消,心境澄明,“信可乐也”.东晋诗人对于自然的观赏是带有哲学意识的。 
    他们感觉到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每个生命体都独立的面对这个宇宙。这种哲学意识,在文中造成了超自然轩辕的情趣。
    后半部分书法宴集之后得触感,这部分则以一个“悲”字为基调。上文是从自然中得到愉悦,下文就是从中感到悲哀,文章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发生转折。 
    此段已开始,即承上段群贤少长集会,写人们互相交往,很快地读过一生。俯仰,指举首俯首之间,这与上文的“仰观”、“俯察”两句互相呼应。”。“夫”字为抒发感慨的标志。作者从人们为人处世的方式入手,把人们的交往分成两种形态:静态(内向)和动态(外向)。这只是表明了人们为人处世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并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作者意在以此为切入点,引出第二层的感慨。“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己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作者从不同处世形态的共性——“情”、“怀”出发,抒发了自己“重死生”的感慨。这一层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人们喜爱某物时、厌倦该物时、回顾由喜到厌的过程时、面临死亡时。在这四个阶段,不同处世方式的人的共性是都要抒发某种情怀,但每个阶段抒发情怀的程度又是不同的。“情感系之”“犹”“岂”表明了程度的逐渐加深,从而抒发了面对死生情感更甚的情怀,自然引出“重死生”的主张。
    除了表明写作动机外,尚有两层意思。“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为一层。如果抓住“每览昔人”句中“昔人”确认是“纵”的联想,那么可推知第二自然段为“横”的思索无疑。既然上下文为纵横两个不同角度,则必然得出“合”、“嗟悼”“喻之于怀”的内涵一定是“重死生”的结论。面对“人之相与”的共性,古今情怀的一致,作者自然想到了现实。“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现实是“一死生”“齐彭殇”等崇尚虚无的社会风气。这种“轻死生”的“虚诞”“妄作”,让后人如何看待呢?真可悲呀!故而作者要让后人“有感”的应是“世殊事异”而“其致一也”的普遍情怀——重死生,而不是东晋这个时期的特殊现象——轻死生。下面即分承“人之相玉”论述了两类人。第一类是彼此在“一室之内”面对面交谈,尽情倾诉自己的抱负,与知己开心见肠的谈心,这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另一类人是“因寄所托”,即凭借所爱好的事情来寄托感情,放纵的生活。上述两大类人,他们的取舍虽有千差万别,各自不同。有的好静,有的好动,但是他们“欣于所遇,暂得于即”时,会愉快得到满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王羲之是以庄子的思想作为出发,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与《庄子—其物》把寿夭、祸福、凶吉、生死看作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他的观点受了道家很大的熏陶。因此,作者对人生重大问题感到深切感慨,文中流露出“修短随化”的消极意思,也正表现了他的时代和积聚的局限。
    在两晋时期,骈俪藻饰之风已经盛行。《蘭亭集序》在修辞上不尚藻饰,在句法上骈散并行而以散句为主,这种素朴自然的形式与其内容构成了和谐的统一,确实是一篇不受当时流行的佳作。 
    《蘭亭集序》的文学价值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在被人们所公认,关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却很少有人涉及,这也许是被他书法声掩盖的关系。 
    王羲之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不应忽视的,他的文学作品大多见于书帖,但他的文学创作不一样:“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打下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先笔前”。他没有长篇巨著,也不像某些文学家专注于某一文体的创作,刻意求索。他与陶渊明有相似之处,“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那些文章好像是不经心写出来的,但这种文章不是靠死工夫就能学会的,不是文章难,而是没有那种情怀。在王羲之文学作品中,感情自然流露,题材也是根据需要信手来,不枝不蔓,或整或散,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他的作品与东晋时代的玄凤相比显得清新自然,特别是山水抒情散文,在当时是很负盛名的。 
    晋末宋初的谢灵运以山水为对象集中描写,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准确地捕抓大自然的各种形象,形成了鲜丽清新的艺术风格。山水诗文从晋开始发展到唐代,成为中国文苑的一大宗派。谢灵运与王羲之是同时代的人,可谓莫逆之交,情谊深厚。谢灵运的山水是受到王羲之《蘭亭序》的启迪和影响是必然的。 
    开谢灵运山水是门径的应首推王羲之。王羲之和孙绰是挚友,曾应邀参加兰亭聚会,但《蘭亭集》一致推举王羲之作序,而没有请孙绰撰写,可想而知王羲之在当时就其文采方面要比孙绰声名大得多。王羲之的文学地位在当时超越孙绰,就其作品而言,《蘭亭序》要比《天台山赋》影响大得多。 
    《蘭亭集序》以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的地位而流传千载,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蘭亭序》作为著名散文,是“文以书传”乃不言而喻。但若说并无多少文学价值,或文学文献价值,仅以书法精妙而传其文并非公道。如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的颜真卿的《祭妊稿》其文慷慨激昂,沉郁悲壮,且无“真伪”之争,文并未被后人所传诵,便是一个明证。 
    施老曰:《蘭亭序》在唐以后成为名篇,是“靠唐太宗李世民之吹捧”,然而“文章家”未之许也。他举出《六朝文》、《南北朝文评注读本》二书未选,且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亦未选,便认定此文盛行于近代,是《古文辞类纂》与《古文观止》的收入而被“提拔起来”,此说显然有失偏颇。 
    “选”之为学,选家本各具眼光,所谓“见仁见智”,有一二家未选便认定必非佳作是不明智的。即便如《古文观止》,所收自有可取,但此书之外尚有佳篇多多,岂能说此书之外他文皆不足取?至若曾氏,恕笔者浅陋,固知其为杀“长毛”之“功臣”,文史经籍虽堪称饱学,然未闻其为选家大家也,又何足为训?说《蘭亭序》一文完全是《古文观止》及《古文辞类纂》使之蜚声文坛,更不合事实。 
    《管锥编》引宋人《水心集》卷二九《跋〈蘭亭博议〉》云:“字书自《蘭亭序》出,上下数千载无可伦拟,而定武石刻遂为今世大议论。”叶水心可谓大文章家矣。此语虽称《蘭亭序》书法之妙,未评鹭其文,然若其文为“七拼八凑,语无伦次”,叶氏亦不当未置一辞也。  
《蘭亭集序》写作特色
    
    本文是一篇书序。文章先叙蘭亭修禊事,因修禊而“群贤毕至”,实际上是说明作诗缘由,又用“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描写了作诗时的情形,指明了《兰亭集》是一部游宴诗集,有众多的作者,诗是即席之作。结尾以“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说明成书经过,又以“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指出本书的意义。这些内容都是根据书序体裁的要求写的,文章首尾圆合,自不消说,但也非出奇。出奇的是,作者善于借题发挥,从一次普通的游宴活动谈到了他的生死观,并以此批判了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崇尚虚无的思想倾向,使全篇在立意上显得不同凡响。
    此文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谓之:词采清亮,文思幽远。 
    作者的借题发挥带有鲜明的抒情色彩。情缘事发,所以先叙事。叙事分两层:前一层侧重叙述活动的情形。先交代修禊的时间、地点和与会者,又描写了当地的自然风光,暗示它可以引发与会者的诗兴,然后用“流觞曲水”“一觞一咏”概括了游宴中的欢乐情形,可算是入题。 
    作者并没有什么费力雕琢的地方,着色轻淡,用词浅切,更自由清新之感。后一层转入写与会者的主观感受。 
    先用景物做烘托,“天朗气清”,则所见者真;“惠风和畅”,则观景之情致浓。由此说到“仰”“俯”之所见,再归结为“游目骋怀”之“乐”,自然顺理成章。这一层仍是切着兰亭之会写的,却为本文奠定了抒情的基调,其中“仰”“俯”二字和“信可乐也”一语又预示了下文将有所发挥。
    从“永和九年”至“修契事也”一节叙述平稳,语气舒展,至“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则显得短截警拔,而后“此地有”以下,又变为舒展曼婉。接着一段“是日也”三字提顿,然后一气流转而下。在参差不齐的句子中,交错使用了较多的四言句,构词省净,节奏明朗,音乐感强,是文章既显明快畅亮,又不致过于急促,保持了从容消散的仪态。
    第二段一开头就出现了一个阔大的境界:“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但并不显得突然:“人之相与”,指人际交往,是个普遍性命题,也包括这次兰亭之会在内;“俯”“仰”二字上文已见,只是这里用了它们的合义,表示过得很快。这就包含着人怎样在人群中度过一生这一问题,由此而引发作者的感慨,可谓自然之极。接着就举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静者“晤言一室之内”;躁者“放浪形骸之外”。作这样的区分,其实只是一种烘托的手段,作者的本意是要说那相同的一面,即人在美好的时光中总会感到“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而在事过境迁之后又不免感慨横生。这种人人都有的情怀说明了一个事实:不管生活方式有怎样的不同,人总是留恋于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也就是留恋于有生之乐。接着笔锋一转,由生说到死,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不能永远保有那美好的留恋。至此,作者水到渠成地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死生亦大矣”。作为书序,以此来概括一篇之意,便是作者见解的高远处。  
    但“死生亦大矣”毕竟是个哲理命题,为了证明自古如斯,作者又宕开一笔,说到自己读古人“兴感”之作时的体验,并用“若合一契”说明古人也有感于死生之际,从而加深了他的感慨。再联系当前士大夫阶层中崇尚虚无的思想倾向,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力斥其非,也表明他的感慨其来有自。然后把眼光转向未来,逼出“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两句,把话题巧妙地引到诗集的编成及其意义上来,以“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结束全文——以“斯文”而使“后之览者”有感于“死生之大”,其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无穷回味的余地。
    统观全文,作者不为玄谈家们的论调所蔽,而借题发挥,阐明了他的生死观,是他的旷达性格所使然;但他毕竟生活在国势日衰的东晋前期,士大夫们大多意志消沉,不讲求进取,对他也不能说毫无影响,因此文中也出现了低沉的调子,例如以“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说死,这是难以苛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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